从 Serdang 到「沙戥」「沙登」
Serdang 是一种棕榈的马来名称，中文「沙登」沿着地方名的读音而来。H. W. Firmstone 刊于 1905 年的雪兰莪地名表，已经把 Serdang 写作「沙戥」，并记下读音 Sa-tang。后来雷子健在华文旧报中找到 1921 年的「沙戥」和 1923 年的「沙登」；1928 年的商埠资料也写过「纱灯」，还有文献用「沙丁」。
雷子健比较粤语与惠州客家话的读音后，推测「沙登」较可能经粤语转写。新村居民后来在生活中广泛使用客家话，是另一段社区历史。
沙登埠、老蒲种与公蕉园，各在什么地方？
老沙登指矿业时代的沙登埠一带。1824 年文献写到的 Sirdang 被地方史研究者联系到这里，但当时是否已有持续聚居仍有疑问。雷子健指出，1897 年铁路通到沙登时，这里已是采锡重镇。
后来建新村的地方，原称老蒲种。公蕉园则是今天绿野一带的旧聚落，和旧新街场的矿区相连。沙登埠、老蒲种、公蕉园原是不同地方，居民因为谋生、迁徙与建村而逐渐联系起来。
矿场与胶园，把人带到这里
新村以前，这一带的生活与锡矿、橡胶园相连。人们为工作而来，在矿场和园丘附近落脚，形成散布的聚落。今天看见的城市与住宅区，背后也有这段靠土地、劳力与手艺谋生的过去。
为什么会出现「新村」？
1948 至 1960 年的马来亚紧急状态，改变了许多家庭的居住方式。1950 年推行的毕礼斯计划，把分散居住的人口迁入集中管理的聚落，目的是切断游击队的补给与联系。围篱、岗哨及出入管制，也是当时许多新村生活的一部分。
迁来的家庭，来自不止一个地方
迁居把原本散居在矿区与园丘周边的家庭集中起来。地方记忆提到古腰、椰园、芎蕉园、横路与 Prang Besar 等来处。这些旧地名解释了为什么一个新村里，会保留不同聚落的亲缘与乡音：人们搬进同一片街区，却带着各自原有的生活。
重新安家，也重新办学
沙登新村的形成，要放在这段迁居历史中理解。对居民而言，安顿生活不只是有屋可住，还包括孩子在哪里上学、怎样继续工作、街坊如何互相照应。住宅、学校、商店和地方组织逐步建立，才让一个安置地点成为几代人的家。
沙登与史里肯邦安，是怎样的关系？
战后迁居的人家在老蒲种一带安顿下来，新聚落称 Serdang Bharu。早期华文报章也用过「新沙登」和「沙登峇鲁」，后来「沙登新村」成为通用称呼。1970 年代中期，官方地名改为 Seri Kembangan，中文常译为史里肯邦安。
今天说「沙登」，可能指老新村，也可能包括后来发展的沙登岭、沙登拉也、沙登再也等周边社区。要找学校、医院或选区时，完整地点会比单写「沙登」清楚。
1951 与 1952，为什么都出现在历史里？
雷子健以 1951 年记建村，校友会也留下了同年培英小学开幕的记录；拉曼大学的新村报告与 2008 年报刊回顾，则以 1952 年介绍新村成立。迁居、建屋、办学和行政命名并非同一天完成。因此，读到不同年份时，需要先看它在讲哪一件事；不能把 1952 年写成紧急状态结束，后者是在 1960 年。